1957年，李玉琴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留宿了一晚。这一晚，是她和溥仪结婚14年，第一次同房。1957年春天，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是关于战犯溥仪与其妻子李玉琴的婚姻问题。报告中提到李玉琴已多次表达离婚意愿，这让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十分担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溥仪作为重点战犯的改造成果，对其他战犯具备极其重大的示范作用。为了挽救这段婚姻，抚顺战犯管理所向公安部提交了一份破例请示。这份请示的内容是允许溥仪和李玉琴在所内同房。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很快对这个请示作出了批复。他同意破例允许溥仪与李玉琴在所内同房，并要求工作人员尽量做好李玉琴的思想工作。战犯管理所为这次同房做了细致的安排。他们专门准备了一个独立的房间，并安排了合适的警戒人员。在当时的战犯管理工作中，溥仪是一个重点观察对象。他从满清末代皇帝到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再到战犯，其思想转变过程具有典型性。战犯管理所希望能够通过挽救溥仪的婚姻，进一步稳定他的思想状态。这对其他战犯的改造工作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战犯改造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通过对溥仪这样的重点战犯的成功改造，可以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政策。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有的人觉得对战犯不应该有特殊待遇，但更多的人认为这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这个决定，成为了新中国监狱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案例。它为后来的战犯管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1943年，15岁的李玉琴被选入伪满洲国皇宫。这次入宫并非她的本意，她原以为只是去念书。在宫中，溥仪对这位年轻的妃子格外关注。不久后，他为李玉琴举行了正式的册封仪式，册封她为福贵人。册封仪式只是开始，随后李玉琴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她一定要遵守宫廷中严格的规矩，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但宫廷生活并非全是束缚，溥仪对李玉琴也有温情的一面。他允许李玉琴的父母来宫中探视，这在宫廷历史上是破例的待遇。然而这段婚姻在1945年迎来了重大转折。当苏联红军进攻东北时，溥仪匆忙逃往日本，将李玉琴留在了原地。李玉琴被遣返长春后，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失去了往日的优越生活，不得不面对各种困境。为了寻找一线生机，李玉琴辗转到了溥仪堂兄溥修的家中。在那里，她过着近乎仆人的生活，每天要为溥修一家洗衣做饭。溥修一家对这位前＂皇娘娘＂并不友善。他们虽然靠变卖溥仪的遗产生活，却处处看不起出身贫寒的李玉琴。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李玉琴始终没放弃寻找溥仪。她多次往中央政府写信，还曾用打临工赚来的钱去北京寻找丈夫的下落。直到1955年，李玉琴终于等到了与溥仪重逢的机会。这是他们分别十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从1955年到1957年，李玉琴一共去抚顺探视了四次。每次探视都让这段婚姻的裂痕越来越明显。在这些探视中，李玉琴发现溥仪对她的生活困境缺乏理解。当她诉说自己因＂皇娘＂身份带来的压力时，溥仪总是显得很疑惑。这种隔阂不仅来自年龄大小差距，更源于他们身处的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溥仪在战犯管理所有稳定的生活，而李玉琴要在外面承受各种压力。随着探视次数的增加，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慢慢的变大。李玉琴发现，即使他们重逢，也无法回到从前。1956年12月25日，李玉琴向溥仪正式提出离婚。这个决定背后有着复杂的现实考量。李玉琴在长春市图书馆工作时，因为特殊身份多次受挫。即便她工作表现出色，获得参考部一致推选，终究是因为＂皇娘＂身份被撤销了评选资格。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多次做李玉琴的思想工作。他们都以为保持这段婚姻关系对溥仪的改造有重要意义。为了挽救这段婚姻，管理所采取了破例同房这样前所未有的措施。这个决定甚至惊动了公安部，获得了最高层的批准。然而，一夜的同房并未能改变李玉琴的决心。现实的压力远比感情的牵绊更沉重。1957年5月20日，法院正式判决李玉琴和溥仪离婚。这场审理采取了不公开的方式来进行，体现了对双方的尊重。离婚后，李玉琴的生活开始走上正轨。她在图书馆的工作得到重视，还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8年，李玉琴与广播电台录音师黄毓庚结婚。这次婚姻是她完全自主的选择。黄毓庚对李玉琴的过去持包容态度。他认为那段宫廷经历是旧社会遗留的历史问题，不应该成为个人负担。这段新婚姻为李玉琴带来了真正的幸福。她有了自己的家庭，育有一子，过上了普通但温馨的生活。溥仪对这个结局也表示理解。他在最后给李玉琴的纸条中写道：＂既然已经离婚，还是以不见面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