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广东省纪委监委通报：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党委副书记曹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又名南方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于1941年，是一家老牌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资料显示，曹瑞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历任副院长、党委副书记等职，从事医院管理工作20多年，尤其在医院信息化、智慧医疗建设的贡献特别突出，2019年被评为广东医院信息管理优秀院长。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也因此成为当地公立医院信息化的突出单位，是广东省首批具备互联诊疗资质的大型三甲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在广东医疗卫生系统的地位举足轻重。健识局注意到，近一年，广东医疗卫生系统的落马官员或多或少都与南方医科大学和他的下属医院有联系。今年7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广东卫健委原党组书记朱宏，就曾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任院长。

　　2018年10月，广东省原卫计委、广东省中医药局发布《广东省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8-2020年）》，提出要以“互联网+”为手段，建设智慧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很快响应，在曹瑞的领导下迅速开展建设。

　　在当时的媒体采访中，时任副院长曹瑞分析了医院的两大“痛点”，一是多年来有很多外地患者慕名来就诊，2018年跨市就诊的病人占比达到七成；二是医院危重患者多，作为广东省首批“登峰医院”，2018年1月-11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收治门诊病人的危重病例率达到84.12%。然而，医院内部如电子病历、检验系统、影像系统等互相不联通，对患者就诊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在曹瑞的推动下，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先后和多个国内互联网巨头、通信运营商达成合作，引入智慧医疗、5G等技术，打造互联网智慧医院，在就医服务智慧化、辅助诊疗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成功提高了医院的诊疗效率及信息化水平。

　　针对实体医院互联网化的前景，曹瑞本人还提出紧密型医联体、专科联盟或将成为未来的两大方向。医联体内信息打通后，基层医院可以将难度高的手术转至南方医院，术后再转至基层医院；专科联盟则是针对肺癌、消化道早癌，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连通数据，建立更加科学系统的临床研究体系。

　　去年医药反腐启动以来，广东成为全国最突出的省份，查处了至少41位医院院长、书记，其中令外界印象十分深刻的就是朱宏。

　　被查时，朱宏是广东省卫健委党组书记和主任。在那之前，朱宏也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党委书记，曹瑞则是医院的副院长。在该院任职期间，二人都十分重视医院信息化的建设，有很好的默契。2020年11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与华为签署合作协议时，朱宏、曹瑞两人作为医院领导双双出席。

　　南方医科大学及其医院是广东医疗高地，南方医院更是“南医大”系最具代表性的一家医院。2004年，中国人民第一军医大学转制移交至广东省，更名为南方医科大学，旗下仅两所直属附属医院，其中一个就是南方医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些年来，广东卫生系统被查官员里，好几位都和“南医大系”关联。去年落马的陈敏生，曾是南方医科大的党委书记；广东省卫健委原主任段宇飞，曾主推广东高水平医院建设“登峰计划”，南方医科大南方医院被选中成为首批单位，当时朱宏任医院的党委书记。最终，朱宏在7月被“双开”，段宇飞则在8月底被决定逮捕。

　　9 月 2 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358、3582、5702 号建议的答复》，答复关于推进适龄女孩 HPV 疫苗免费接种等系列建议。

　　其中，关于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国家卫健委回复：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北、广东、海南、重庆、西藏等 10 个省份和郑州、成都、鄂尔多斯、石家庄等城市已将接种 HPV 疫苗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通过财政购买服务、定额补助或医保报销模式，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国产二价 HPV 疫苗。

　　同时，将逐步加强宫颈癌防治科普宣传、落实相关经费保障、加强 HPV 疫苗管理和供应。目前根据相关调查，妇女对宫颈癌防治知识掌握认识比例从不到 50% 提高到 90% 以上；2023 年全国累计接种 HPV 疫苗 5800 万余剂次，疫苗管理和供应水平持续提升。

　　对于后续是否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将结合需求和疫苗本身的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等，在严格论证的基础上研究确定。

　　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将会同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2030 年）》，进一步推广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服务，加大科普宣传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 HPV 疫苗接种试点，逐步的提升 HPV 疫苗可及性，促进广大妇女健康。

　　广义上来说，二次议价指买方和卖方在交易过程中，在既定的议价结果之外，进行的第二次价格协商。

　　具体到药品采购层面，就是在主流的省级药品价格之外，由省级以下的采购单位（如地市、医共体/医联体、医院等），再次向供应商发起议价的行为。

　　一是大政策并无禁止，在国家层面，仅明确不得对集采中选药品二次议价，而对于普通挂网药品，价格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多方参与价格机制形成的过程；

　　二是省级采购层面留有余地，由于很多省份本身普通挂网药品的属性即为“限价挂网（承诺挂网价为最高采购价）”或“议价挂网（需要医疗机构议价方可产生价格）”，在政策上即默许了医疗机构展开议价；

　　三是医疗机构有动力，“二次议价”本身能给医疗机构带来新的收益用来补贴医院财政。而且在某一些程度上，二次议价意味着地方对于用药目录管理权力进一步收紧，从而在供需关系上拥有更高话语权。

　　此外，既往的二次议价虽然麻烦，但正常情况下不会对企业的整体价格体系造成太大影响。

　　一方面，既往的二次议价往往由单家医院或小型地级市发起，其规模决定了其议价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医院一方希望二次议价的收益补贴财政、企业一方希望二次议价降幅不体现在票面上以保护价格体系，所以既往的二次议价往往以暗扣为主，实际的开票价格仍然是省级挂网价。

　　今年年初，国家医保局公布了一批药品监测价，从结果来看，地市级议价、GPO议价、医联体议价被采集的情况十分普遍，但省级带量采购的价格并未纳入监测价的采集范围。

　　换言之，在价格机制的认定上，普通药品基本只有带量采购价格和非带量采购价格之分，任何不带量的二次议价价格的保密都难以兑现。

　　然而二次议价面临的更大冲击还在后面——即将执行的“数字化电子发票”体系。

　　受《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这一政策影响，数电发票陆续在全国铺开。

　　在这一政策未到来之前，商业还能够最终靠按中标价开票，然后在年底一并冲红的方式规避价格采集风险，但在数电发票执行之后，二次议价产生的差价冲红需关联至发票对应的行次商品，如果冲差后发生退货也需按照冲差后的价格处理，一旦医院二次议价发生频率较高的省份，如安徽、湖南等，全方面执行数电发票，二次议价体系的处理便成了极为棘手的问题。

　　此外，正在火速推进的溯源码和医保基金直接结算制度也对二次议价体系造成了一些影响。

　　在上述制度下，原本难以被监管的发票体系可以直接被抓取成数字，更便于监管部门定点采集和梳理药品价格。

　　最为关键的还是省级以上管理部门的态度，国家医保局在2022年10月的一份答复函中表态——“对于国家和地方集采以外的药品，实行省级医药采购平台挂网采购，医疗机构可开展联合采购、专项采购或委托第三方开展集团采购，形成多元采购方式”，能够理解为对于二次议价的开放态度。

　　与此同时，近日，湖南省发文提到“严禁价格低进高出和结算时的明折暗扣等任何方式的变相返点、返利、回扣等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也充足表现了省级管理部门对于规范二次议价行为的决心。

　　在一层层政策组合拳之下，二次议价形成的价格必然无所隐藏，而原有的保护价格体系的二次议价套路（如暗扣等）已然无法继续。

　　纵观全球，医院采购药品的模式可根据政府管制的宽松程度大体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政府通过采购合同强监管。由政府或主管机构定期组织药品的集采，签署采购合同，医院只负责采购和使用，不涉及价格问题。在这种模式下，受招标要求和采购合同的限制要求，医院难以实现二次议价，且基本没二次议价的空间（如英国、我国香港、丹麦、我国带量采购相关药品，均采用此种模式）。

　　二是政府制定参考价格，医院自主采购。最常见的是医保支付价格参考，即超出部分自费，低于部分归医疗机构支配（德国、法国、荷兰、中国台湾等地区参考此模式），也有部分地区仅为医疗机构采购参考价格（如葡萄牙和日本等），在该模式下，医院有一定的议价权限，但议价能力相对偏低。

　　三是GPO模式。如美国，政府不干预药品价格，医院或医院主管部门自主组织采购，但由于单家医院规模有限，往往需要第三方的药品团购组织（GPO）来进行议价。

　　在我国，药品带量采购属于第一种模式，因此对带量采购产品的二次议价既无效也不合法。

　　但对于普通挂网药品，其价格形成机制却是这三种模式兼而有之——有的品种经过一轮轮、一波波的限价竞价条款后勉强维持挂网价；但也有品种受一些历史原因影响，存在价格偏高、且短期内无法有效治理的问题。

　　从法理逻辑而言，在交易的任何一个环节，买方都有向卖方议价和还价的权力，作为整个医药流通链条的终端环节，在无另外的合同约束的情况下，医疗机构也可以选择性地向生产企业发起议价。

　　从治理效果来看，单位治理规模越小，其治理的针对性往往越强，可选择的治理手段往往更多。因此，对于一些有地方用药特色的品种，短期内无国家治理的可能性，从地方维度展开议价反而有可能比大规模的议价产生更好的效果。

　　一旦出现二次议价，那么首次议价（无论是谈判、竞价、治理）势必会有所保留，反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此外，如无限制地将议价的权力下放到医疗机构，则势必引起腐败和利益勾结（基层的信息不对称性最高，受监管的难度最大）；再者，药品的招标议价绝非易事，如何保障议价流程的合规性，同样是需要考量的难题。

　　我国用药多样性之高、药品规模体量之大世所罕见，绝非某一种采购模式可以绝对处理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于过渡在几种采购模式之间的二次议价，更需要辩证思考。

　　已对外公开的包括：正在执行中的张家界市集中采购议价、已经出台方案、目录等待开标的鹰潭市医联体等（不包含地市牵头的联盟带量采购），还有一些地市正在进行二次议价的筹备工作（未对外公开）。

　　在当前的政策体系下，以某家医院、某个医共体或者地市的存量市场为筹码进行议价效果很难理想。

　　一是各地的实际交易价格被采集已是不争的事实，很难通过“二次议价”不影响全国价格体系来谈判；二是敢于承担价格风险在地级市降价的企业往往都是光脚的新玩家，或是急于追求现金流的苦命玩家，相较于原有的用药体系，显然这些玩家的质量管理能力难以持续保障；三是带量采购发展至今，应采而未采的品种已经不多，一个地市/医联体的议价能力，无法和巨型省级联盟相比。

　　一是将单一的地市级/医联体议价，改为定向的带量联动。在征得省级主管领导和相关企业的同意后，对于一些本市/本医联体用量较大且外省已有集采价格的药品，定向进行带量联动，并根据厂牌报量。这样一来，企业方不需要担心价格体系风险问题，医院方原有的用药方案受到的影响最小，政府也获得了目前国内最低价格的相关药品。同时，带量联动的整体工作量和流程风险远低于重新开标，可谓一举四得。

　　二是对于全国无带量采购价格的药品，适度采取项目合作的方式，与企业一对一进行磋商协作。对于用量较高且无带量采购价格的药品，由地方政府或医联体出面，商讨公益性项目合作的可行性，如县域医共体的基层医生培养、癌症患者的早期筛查、地方**中心的配套与配备等，但应注意合同内容，一般来说，地方政府出面，以商业合作或招商引资的模式来设计相对来说更加合理。

　　三是应减少单家医院直接二次议价的模式。单家医疗机构的议价能力往往有限，且医疗机构相比于政府机构，对于药品议价的风险意识、流程管理意识往往更加淡薄，同时对医院来说，如按正常流程在线上与企业完成二次议价，所产生的降幅也无法直接弥补医院财政。

　　管理总会愈发精细，技术也总会愈发成熟，在新时代政策的冲击之下，二次议价也迟早需要走向阳光里，成为补充我国当下价格体系的零配件，来完善我国药品的“价格治理”工程。

　　2024 年是关于氟西汀（Fluoxetine）的第一篇论文发表的50 周年[1]，提起氟西汀，它的另一个名字可能更广为人知——百优解（Prozac；该药中文名经常被误写作“百忧解”）。作为第一个上市的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类抗抑郁药（SSRIs，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氟西汀在 1988 年上市后广受欢迎，销售额连年增长。在其之后，多个SSRIs类药物上市，氟西汀、帕罗西汀、舍曲林、氟伏沙明、西酞普兰更是被称为抗抑郁药物的“五朵金花”，牢牢占据着抗抑郁药物的市场，SSRIs也成为大多数医生给出治疗建议时的首选方案。2022 年，英国共开出 4600 万张 SSRIs 处方，其中 2100 万张属于 SSRIs 类药物舍曲林，是当年处方量排名第十的药物，而同年处方量最大的药物阿托伐他汀的也仅为5700万[2]。

　　销量极大，医生首选，患者能从中受益，这一切看起来，SSRIs的效果似乎毋庸置疑。但近年来，SSRIs的起效机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使得人们开始怀疑：这类药物真的有用吗？

　　判断药物是不是真的起效，我们往往要从药物的作用机制和患者疗效这两方面来分析。SSRIs的全称是血清素[5-羟色胺 (5-HT)]再摄取抑制剂。血清素是一类在大脑中广泛分布的神经递质。如果把我们的大脑想象成一簇一簇神经元的连接，那么血清素就是神经元间沟通的信使，介导神经信号的传递，对维持大脑的正常功能不可或缺。血清素能够让人类产生“愉快”体验，它还参与了调节体温、睡眠、等多项生理功能[3]。关于抑郁症的血清素假说就是基于这一点：若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下降，可能会引发人类的抑郁症状。而SSRIs就是一类阻止血清素“回收”来提升脑内血清素浓度来达到抗抑郁效果的药物。

　　血清素假说的提出源于偶然。作为抗组胺过敏药物发明的丙咪嗪无意中被发现可以让人类产生愉悦的效果，从而成为第一种三环类抗抑郁药物，三环类药物虽然被证实具有抗抑郁效果，但也具有较为显著的毒副作用。当时的科学家并不知道这些药物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随着研究逐渐增多，研究人员发现三环类药物可以与多种神经递质的受体结合，抑制突触前膜对去甲肾上腺素（NA）、血清素和多巴胺（Dopamine）的再摄取，增加突触间隙中这些神经递质的浓度以延迟作用于相应受体的时间，从而发挥抗抑郁作用。

　　三环类药物能结合多种受体，意味着它对这些神经递质没有选择性，也代表着副作用的增加。为了将副作用降到最低，研究人员将目光集中到一种特定的蛋白质上：血清素转运蛋白。这也推动了第一个SSRIs药物——氟西汀的上市。

　　但血清素的缺乏真的是导致抑郁症的罪魁祸首吗？后续的研究者并不这么认为，多项临床研究都表明：血清素的抗抑郁效果被放大了。尽管这类药物在某一些程度上缓解了患者的抑郁症状，但血清素失衡假说的前提“血清素的减少会引发抑郁症”在多年来备受争议。

　　2022 年，伦敦大学学院精神病学家Joanna Moncrieff及其合作伙伴在Molecular Psychiatry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综述论文，通过对多个研究领域与血清素假说相关的论文做多元化的分析整合和评估，最后得出结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血清素水平降低会导致抑郁症”，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血清素水平和抑郁症相关[4]；而人为地降低健康人群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也并没有迅速导致抑郁症的发生[5]。人们已经习惯了抑郁症与血清素失衡有关的观点，以至于这篇论文的结论引发了轩然，抗抑郁药物领域来了一场小小地震。

　　评价药物效果更加直观的方式是对患者的疗效。SSRIs在这五十年里，占据了抗抑郁药物的大部分市场，从这方面来看，它们的疗效似乎毋庸置疑。但过往的多篇研究质疑了这一点。从统计学角度看，SSRIs 可能对抑郁症状有显著效果，但对临床研究的数据来进行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在这些药物的临床试验中，安慰剂也有很好的效果，以至于SSRIs的临床意义也值得怀疑[6-7]。

　　此外，与安慰剂相比，SSRIs可能会增加某些不良事件的风险：数据表明，SSRIs的使用会导致癫痫和骨折的风险有所增加；在与某些药物合用时，出血事件的风险也会增加。SSRIs对死亡率的影响似乎没有显著差异。但有研究表明，SSRIs的使用与自杀风险增加之间有几率存在联系。2007年，在礼来公司的另一款抗抑郁药度洛西汀（Duloxetine，5-HT和NE再摄取抑制剂）临床试验期间，一名学生上吊自杀，这使得这款药物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同年，针对因涉嫌隐瞒抗抑郁药相关临床数据的诉讼，葛兰素史克公司选择公开临床试验结果，以便所有信息都能公开获取。礼来公司迫于压力，也决定发布临床结果[8]。关于SSRIs疗法与自杀风险增加之间有几率存在的联系，存在激烈的争论。研究人员表示，在患者群体较为脆弱时，很难评估这种增加的风险是因为治疗需要时间才能见效，还是因为SSRIs直接影响了情绪。

　　如此看来，近些年SSRIs 不断遭受质疑，那为何依然如此畅销，相关处方如雪花般纷飞开出是不是真的存在滥用嫌疑？

　　作为三环类抗抑郁药物之后的第二代抗抑郁药物，尽管在SSRIs之后，还有非常多新机制的药物上市，但SSRIs依然是当前治疗抑郁症战场上的主力军，它的经久不衰当然是有原因的。一部分原因直观可见：对于很多病人来说，SSRIs是有效的。虽然个体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医学上是相当正常的。来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的Eero Castrén对此评价：“尽管SSRIs的效果存在争议，但这种药物在临床上仍然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抗抑郁药的疗效确实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这种效果对一些人群和一些症状并不适用，但对很多病人来说，它们确实有效果，甚至是非常有效果。有很多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它们对很多人无效。但没有人对此抱怨。” Castrén认为围绕抑郁症的污名化问题使得抗抑郁药物更具有争议性。

　　还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是因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抑郁症的看法存在冲突：生物化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希望了解抑郁症期间我们的大脑中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些过程来帮助患者。与此同时，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指出，药物只能治疗抑郁症的症状，这可能掩盖或分散人们对抑郁产生的社会背景的探寻。

　　引发争议的论文作者Moncrieff认为人们把血清素和抑郁症联系在一起的程度远超于了应有的程度。她说道：“一直以来医学界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把抑郁症看作是一种生理疾病，并相信我们有一种治疗方法，用生物化学方法来可以治疗患者的情绪低落。”

　　抑郁症如果仅仅是一种生理疾病还能够被治疗，那这种情况对制药公司和精神科医生就会十分有利，因为大量的抗抑郁药处方意味庞大的利润。这种情况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也是一件省心的事情，因为这避免了患者以其他方式应对“社会普遍的不满”。要知道，抑郁症的高发病率常常与糟糕的社会现实相关联。因此，Moncrieff认为正是这些阻碍了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和探究SSRIs的工作原理。

　　这听起来十分合理，如果你是政客，当抑郁症在人群中高发时，你可以直接把问题转给专家，转给医生和研究怎么样治疗的科研人员，而不必去思考“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中有这么多人不快乐？” ，更不必去想“这是否与社会的经济情况下行、与贫困和不平等的现状有关？” Moncrieff最后说道：“我们正在将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后果转移至医学领域，而忽略了这些政策背后的现实——高失业率、住房和经济无保障等等。”[2]

　　2022年Moncrieff的综述发表后，SSRIs的存在和使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人把这篇论文当成挥舞的旗帜，用以攻击SSRIs和现有的精神病学。这种攻击性的言论其实十分危险，虽然我们已知道SSRIs并不完美，但至少在一些患者身上起作用了，而且对一部分患者来说，效果之好无异于灵丹妙药。当公众接受这类言论并对SSRIs加以时，真正需要这类药物的人群将会陷入一个危险的境地。

　　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Moncrieff和同事的综述文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反思血清素假说的机会。这个源于50年前偶然提出的假说十分简单，将抑郁症归于单纯的血清素的影响，而随着研究的逐渐加深，我们已了解到抑郁症是一类十分复杂的疾病，与很多因素相关，涉及很多的生理机制。想要探寻血清素在这种复杂的抑郁症病理生理条件下扮演的角色，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而这些研究也使用到一些新技术和新方法。

　　除了抑郁症本身的生理机制复杂导致其中机制难以探寻之外，血清素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现如今我们大家都知道，血清素是一种复杂且多功能的神经递质，其受体可分为七个亚科（5-HT1至 5-HT7），目前至少有十四种受体亚型已被发现，这些受体分别具有突触前和突触后的功能，而且还包含一个转运体。这种复杂性赋予了它多样的生理功能，给直接研究人类血清素的功能带来了挑战，需要借助先进的神经影像技术来进行研究。目前这些不同亚型受体具体的结构和功能尚未被研究清楚，更不用说研究其在如重度抑郁症这样的疾病中的表现。以至于在此前，人们对血清素在抑郁症中的作用的了解几乎完全基于间接证据。

　　不过，近期频频有好消息传来，例如一项基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的研究表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抑郁症患者的血清素释放减少。这项研究首次提供了血清素减少与抑郁症相关的直接证据[9]。

　　与此同时，一系列新的工具和技术被大范围的应用起来，用于研究血清素在情绪、行为和认知调节中的作用，这一些内容并未在Moncrieff等人的工作中讨论。新的研究指向血清素在复杂大脑系统中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这些系统在重度抑郁症中受一定的影响并涉及抗抑郁治疗的效果[10]。虽然一些新技术，如光遗传学，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依赖于动物模型，但认知神经科学已发展出更先进的方法，来研究血清素这类作为支撑大脑功能的关键神经递质。比如有研究表明，相较于正面信息，抑郁症患者更容易注意、理解和记住负面信息，而这种偏差与抑郁症的易感性和维持性有关[11]。而SSRIs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扭转这种偏差，研究表明，与安慰剂相比，接受西酞普兰治疗的患者在用药 7 天后，对不积极的情绪的识别能力变弱，而对积极情绪的记忆能力增强[12]。在神经层面上来解释，SSRIs的治疗可以迅速逆转杏仁核对负面信息的过度反应，这也与这类药物的抗抑郁作用有关[13]。因此，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血清素能调节与抑郁症相关的关键神经心理过程，这可能有助于解释抗抑郁药物医治是如何超越狭隘的神经化学焦点从而发挥作用。

　　人们也慢慢变得认识到抑郁症是当前世界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科学家们正齐心协力确保及时有效地发现、准确诊断和积极治疗抑郁症患者。药物医治效果的个体性差异使得在近些年来，难治性抑郁症（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TRD）的概念逐渐受到重视，目前对TRD的概念仍存在不同解释，但通常认为TRD是指抑郁症患者在接受足量足疗程（至少6周）的两种不同作用机制的抗抑郁治疗后，仍未达到临床缓解（remission）标准的一种疾病状态，其发生率约占抑郁症患者的1/5[14]。对于TRD，除了传统的更换药物治疗的方案外，科学家们也发现了新型的治疗方案，比如在亚麻醉状态下静脉注射可以产生巨大而显著快速的抗抑郁效果，在TRD患者中进行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果，这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15]，同时也还有更多的新机制的药物也正在被探索。有冲突并不代表坏事，真理总是在辩论中更加清晰，科学也从来不害怕争议，反而会在不断的讨论中找出正确的方向。起码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抑郁症的复杂性，抗抑郁药物医治的作用也许超越了某一个狭隘的神经焦点，连接到更为广阔的神经网络中。想要彻底了解SSRIs的作用，或者说想要彻底了解抑郁症，我们仍需要更加多的耐心。

　　来自英国帝国理工大学（Imperial College London, UK）的Parastoo Hashemi相信科学家们一定能解开SSRIs之谜，她举例说，科学家们花了80年时间才研究出阿司匹林的作用原理。“也许人们对 SSRIs 的研究过程已经失去了耐心，但这并不代表科学界不会全力以赴继续工作。还有很多研究人员在夜以继日，试图揭露其中的奥秘，也许我们现在还不具备所需的技术。但我们一定会的，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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