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纽约市脊髓灰质炎大流行是20世纪该病在美国第一次大规模暴发。当时美国社会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途径尚不明晰，没有治疗该病的有效方法，政府防疫政策左右摇摆，未能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控措施，错失了控制初期疫情的最佳时机，导致脊髓灰质炎患病率增加。在大流行初期及其后的蔓延期，纽约市卫生局通过成立专门疫情防控部门、组建医疗和检疫队伍、新增医院和病床以及增强疫病防治宣传等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除了政府机构推出的诸多防控和治疗举措外，社会力量也热情参加到这场与疫病的战斗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妇女群体在抗疫中保持了较为积极的态度，有效支持了政府的防疫政策。最终在多方合力下，此次疫情于当年11月中旬得以平息。此次疫情对美国和世界脊髓灰质炎防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重塑了纽约市传染病防治体系，促进了跨地区和跨国传染病防控合作，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加快了脊髓灰质炎防治科研进程；另一方面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造成了对儿童和少数族群的社会歧视，助长了美国社会的撕裂。
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所致的急性传染病。脊髓灰质炎病毒在外界环境中有较强的生存力，在污水和粪便中可存活数月。脊髓灰质炎病毒通常经粪口传播，也可经粪便污染的水、食物及日用品传播，亦可通过空气飞沫传播。人类是此病毒唯一的天然宿主和贮存宿主。脊髓灰质炎多发生于6个月至5岁年龄段儿童。感染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患者约90%-95%并无任何症状，剩下5%-10%可能伴有发热、头痛、呕吐、腹泻、颈部僵硬及四肢疼痛等轻微症状，有上述症状患者往往一至两周内就能够完全恢复。约有0.5%的患者会在数小时或数天之内肌肉力量变弱和行动困难，其中大多数患者可自行痊愈，但少数患者会伴随终生残疾或因呼吸衰竭死亡。此病无法治愈，目前也尚无特效抗病毒治疗方法。
1916年纽约市脊髓灰质炎大流行是20世纪该病在美国第一次大规模暴发。此次大流行带来的沉痛损失引发了美国与世界的广泛关注。国外学界关于1916年纽约市脊髓灰质炎大流行乃至整个20世纪美国脊髓灰质炎流行及防治情况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较为丰硕。最初主要研究力量为医生和卫生官员，他们通过历史溯源、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实验室试验等方法获得了疫情资料，撰写了早期研究报告，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较为原始的文献。在疫情暴发的原因上，国外学界一致认为，纽约市部分地区卫生健康情况较差和脊髓灰质炎防控体系不成熟，导致此次疫情扩散蔓延。在疫情的应对上，国外学者大多肯定了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等在疫情上的合作，但也对疫情初期应对不力和蔓延后过度防疫提出了批评。此外，国外学界也从传染病防治体系建设、脊髓灰质炎医学研究、儿童教育与心理等方面总结了此次疫情对美国社会的影响。1916年纽约市脊髓灰质炎大流行后，国外学界对脊髓灰质炎的关切更深。通过反思此次疫情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惨痛教训，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迫切想寻找脊髓灰质炎防治手段，主要从科学研究和社会政策两大角度开展研究。20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疫苗在美国研发成功，20世纪80年代美国参与了全球脊髓灰质炎防治并初显成效，美国对跨国合作攻克脊髓灰质炎流行愈发充满信心。但随着21世纪南亚和非洲脊髓灰质炎的重新流行、疫苗安全问题，以及美国脊髓灰质炎全球防控计划的不断收缩，国外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对20世纪脊髓灰质炎防控问题进行了新一轮的反思。国内学界对1916年纽约市脊髓灰质炎大流行的关注较晚，相关研究主要简述了疫情流行过程及影响，但较少从城市环境变化和医学发展状况等视角分析疫情暴发原因，也未能分阶段阐释疫情流行情况及各方应对措施的变化，更缺乏对此次疫情影响的系统性总结。
有鉴于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当时美国公共卫生署、脊髓灰质炎流行区域州卫生部门及纽约市卫生局卫生报告和统计数据、相关医学报刊等一手资料，探析1916年纽约市脊髓灰质炎暴发的原因，厘清疫情发展阶段，以及社会应对举措，揭示此次疫情对美国乃至世界脊髓灰质炎防控和研究的深远影响。
1843年，一份由乔治·科尔莫(George Colmer)写就的简短医学记录叙述了1841年秋路易斯安那州西费利西亚纳教区(parish of West Feliciana)发现的8~10例脊髓灰质炎病例，这是美国脊髓灰质炎流行的首次记录。此后五十余年，美国没有脊髓灰质炎流行报告。直到1893年夏，波士顿报告了26例脊髓灰质炎病例。进入20世纪，美国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脊髓灰质炎流行病例报告，纽约州及其附近的新英格兰地区为主要流行区。1907年4月至12月，纽约市报告了大约2500例脊髓灰质炎病例，其中125例死亡。纽约市疫情也蔓延至马萨诸塞州，因脊髓灰质炎发病率历年增长，同年马萨诸塞州将其列入可报告疾病。
1907年后，纽约市脊髓灰质炎流行渐息，美国脊髓灰质炎流行程度也在短期内有所降低。但至1910年，脊髓灰质炎病毒在美国变得异常活跃，夏季的城市往往成为疫病的集中暴发点。东北部马萨诸塞州、宾夕法尼亚州分别报告了845例和1112例病例；中西部明尼苏达州和爱达荷州共报告了600余例病例；西部华盛顿州报告了400例病例；首都华盛顿特区报告了506例病例，其中16例死亡病例。美国全国人口统计报告(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NVSR)对当年脊髓灰质炎死亡人数进行单独统计，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459人因该病致死。
1911年纽约市每月按行政区统计脊髓灰质炎病例，1914年增设了死亡病例统计。1911-1915年，纽约市平均每年报告脊髓灰质炎病例278.2例，平均每十万人5.4例。在每年脊髓灰质炎病例总数和患病率方面，除佛蒙特州、弗吉尼亚州患病率高于纽约市，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与纽约市患病率基本持平外，其余州平均患病率都远低于纽约市。最终，1916年纽约市遭受了脊髓灰质炎大流行。疫病流行始于5月，最初暴发于布鲁克林区老戈瓦努斯运河(Gowanus Canal)源头附近地区；6月，疫病逐步在纽约市扩散，并逐渐失控，8月患病率达到峰值，继而逐步得到控制，至11月中旬退散。据不完全统计，全美在此次疫病中至少有29000例病例，6000人不幸死亡。造成此次纽约脊髓灰质炎暴发的根本原因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纽约市城市环境变化影响了儿童的脊髓灰质炎免疫能力。20世纪初，纽约市作为美国发展较快的城市，在金融、进出口贸易等领域都处于领头羊。1910年美国第13次人口普查显示，纽约市人口达到4766833人，较1900年增长了38.7%。城市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催生了交通、住房、公共卫生等亟待解决的问题。1900年，纽约市贫民窟增加至4.3万个，容纳居民高达150万人。在贫民窟集中区，卫生设施极不完善，恶劣的环境导致鼠疫、霍乱、伤寒、白喉等传染病四处蔓延，威胁着贫民窟居民的健康与生命。斯蒂芬·史密斯在《曾经的城市》一书中提到，纽约城中穷人所居之地，街道都像城市督察员(city inspector)描述的那样肮脏不堪，这是导致疾病蔓延的最根本原因。恶劣的城市环境与传染病流行激起了美国社群的不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卫生改革相继展开。在乔治·韦林(George E. Waring)、乔治·麦克莱伦(George B. McClellan)等领导者和市民的共同努力下，纽约市街道污浊面貌和城市整体环境得以改善。城市卫生改革阻断了传染病流行的途径，对城市居民健康产生了积极影响。
不过，纽约市卫生改革导致的城市环境改变，亦对人体免疫状况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在某一些程度上反而加剧了脊髓灰质炎的流行。在脊髓灰质炎传播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美国流行病学家约瑟夫·梅尔尼克(Joseph L. Melnick)认为，人体对引发感染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免疫力是永久性的，被动免疫可由母亲传递到子女，此种免疫在子女成长的前6个月内逐渐消退。斯坦福大学马克·戴维斯(Mark M. Davis)、彼得·布罗丹(Petter Brodin)等学者组成的团队据长期调研和实验得出结论，个体间免疫差异主要由非遗传因素所致。健康个体免疫系统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由环境决定。脊髓灰质炎病毒学家尼尔·内桑森和奥伦·基尤因而指出，在卫生环境改善前，脊髓灰质炎感染中康复的母亲能够最终靠子宫和母乳将免疫力传递给婴儿，大多数具有母体免疫力的婴幼儿在脊髓灰质炎初发阶段都可抵御此疾病，病毒仅感染肠道，没办法进入血液循环，只会带来轻微的流感样症状。婴幼儿在成长中接触了自然环境中低毒脊髓灰质炎病毒并很快康复后，获得了长期免疫力。然而，卫生环境剧变使婴幼儿接触低毒脊髓灰质炎病毒机会减少，难以形成长期免疫力。当他们在儿童晚期或成年后感染脊髓灰质炎，更有可能因病毒经血液侵袭中枢神经系统而导致瘫痪或呼吸衰竭。
其二，人们对脊髓灰质炎病毒传播途径并不明晰。1908年，奥地利医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Karl Landsteiner)与欧文·波普尔(Erwin Popper)将一名死于脊髓灰质炎的9岁男孩的脊髓液反复过滤，以求去除细菌。当两人将过滤液注射入实验用恒河猴体内时，观察到实验猴的体内病变与人脊髓灰质炎病变相同，且出现了双腿麻痹现象。他们随后得出结论，一种比细菌更小的传染性颗粒导致实验猴感染，非常有可能是病毒。在此研究基础上，纽约市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医学家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与保罗·刘易斯(Paul A. Lewis)合作，于1910年又用恒河猴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最终认定脊髓灰质炎是由病毒引起，该病毒通过猴的鼻腔直接侵入中枢神经系统，而非由消化系统进入血液造成感染。这种观点主导了当时脊髓灰质炎病毒学研究，其他实验成果长期遭到忽视。
实验室之外，脊髓灰质炎如何在自然环境中传播也困扰着美国医学界和卫生部门。佛蒙特州卫生官员查尔斯·卡弗利(Charles S. Caverly)长期在该州跟踪调查脊髓灰质炎流行的起因。1894年，他在调查中指出，虽然脊髓灰质炎具有流行潜力，但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卡弗利依据当地医生说法将患病的原因归为头部摔伤、着凉和饮用了巡回马戏团的桦树啤酒。其他脊髓灰质炎研究者观点也与卡弗利类似，直至1905年脊髓灰质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严重流行，此观点才被推翻。瑞典医生伊瓦尔·维克曼(Ivar Wickman)根据实地调研指出，脊髓灰质炎具有高度流行性和传染性，当地学校就是脊髓灰质炎的传播中心。虽然维克曼的研究成果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并在美国发表，但并没有立即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国脊髓灰质炎研究者重心仍在实验室，较少从流行病学调研和临床观察中得出结论。1910年，面对佛蒙特州的新一轮疫情，卡弗利修正了自身观点，承认脊髓灰质炎具有传染性，且相较于16年前其传染性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但他对脊髓灰质炎传播途径仍充满困惑。当卡弗利检查各种各样的因素如患者国籍、既往病史、人口密度、供水和排水设施、居住条件、饲养的家畜时，除了能观察到患者年龄偏小之外，无法确认与脊髓灰质炎相关的其他因素。同期有不少学者和民众认为，脊髓灰质炎基于虫媒传播，要求大量杀灭蚊虫。也有的人觉得，该病的传播与街道和住所的灰尘有关，由于有在地面上爬行和玩耍的习惯，儿童比成年人更容易感染此种病毒。更有甚者将脊髓灰质炎传播途径归咎于食物，他们在写给纽约市卫生局的信件中表达了对冰淇淋、软饮料、糖果、夏季水果、谷物和罐头食品的怀疑。当时的脊髓灰质炎传播途径多样而矛盾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如何制定疫情防控措施的争论，延误了阻断病毒传播的最佳时机。
其三，脊髓灰质炎检测诊断水平有待提升。早期脊髓灰质炎症状并不明显，当时的诊断技术极易造成误诊。1910年后，美国医生诊断传染病几乎依赖于精确的诊断工具，如白喉的锡克试验(Schick test)、伤寒的肥达试验(Widal test)、结核病的结核菌素试验(Tuberculin test)和梅毒的沃塞曼试验(Wassermann test)。脊髓灰质炎的早期症状与其他多种常见儿童疾病相似，如流感、阑尾炎、胸膜炎、猩红热等，也与20世纪初其他较为严重的中枢系统病毒性疾病类似，如急性无菌性脑膜炎(acute aseptic meningitis)和昏睡性脑炎(encephalitis lethargica)。如何区分脊髓灰质炎的早期症状，对医生的临床观察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初期误诊情况较为常见。通常只有当患者出现下肢无力或肌肉麻痹时，医生才考虑患者患有脊髓灰质炎并进行仔细的检测。腰椎穿刺一般是当时正式诊断脊髓灰质炎的检测的新方法。它将一根针插入椎骨之间，抽出少量脊髓液，用显微镜检查特定细胞，接着进行培养。虽然腰椎穿刺和根据特征性细胞计数可以对脊髓灰质炎作出正式诊断，但进行诊断时往往为时已晚且无实际作用，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脊髓灰质炎病毒无法在活体宿主外进行培养。西蒙·弗莱克斯纳在言及检测工作时指出：“目前我们只有一种手段检测患者体内是否有脊髓灰质炎病毒，那就是将可能含有病毒的待测样本传染给猴子，当猴子身上产生麻痹、瘫痪等变化时，才能加以解剖确认。因此，可能没办法发现少量的脊髓灰质炎病毒。”脊髓灰质炎检测困境成为准确诊断和控制该疾病的最大障碍。
此外，能进行脊髓灰质炎检测的机构极其有限。纽约市大规模脊髓灰质炎检测几乎依靠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下设的实验室做，即使作为全美首屈一指的大型实验室，其检验测试能力也十分有限。当时美国没有国家甚至是州一级的生物研究所，也缺乏医疗检测的全国性卫生关联机制。由此可见，少量的样本检测就需要经过繁琐的流程和花费较长的时间，一旦检测样本激增，进行批量且准确的病毒检测几无可能，这为脊髓灰质炎迅速传播埋下了巨大隐患。
其四，当时尚无治疗脊髓灰质炎的有效手段。20世纪初，医生对脊髓灰质炎患者主要采取对症治疗方法。为快速缓解脊髓灰质炎患者初期的发烧、疼痛、呕吐、腹泻、食欲不振、肌肉无力等症状，医生们使用了各种化学药物，包括溴化物、水合氯醛、阿片剂和煤焦油制剂，并辅以按摩和热疗。此外，还有一些医生冒险选择注射血清、输血和腰椎穿刺手术治疗脊髓灰质炎，但并未取得预期疗效，而且患者死亡率颇高。一旦脊髓灰质炎发展至晚期出现呼吸障碍症状，医生只能借助于机械通气治疗来维持患者生命。18世纪80年代初，法国医生弗朗索瓦·乔希尔(François Chaussier)制作了一种由储气袋和面罩组成的手动正压呼吸机，但并没有在临床展开应用。整个19世纪，负压呼吸机是呼吸辅助的主要设备。1838年，苏格兰医生约翰·达尔泽尔(John Dalziel)首次描述了一种全身式负压呼吸机，这种呼吸机形如罐式，由一个密封的盒子组成，患者在盒子中保持坐姿，通过手动将空气泵入和泵出箱体来建立负压，并配有压力表检测装置中的负压程度。1864年，阿尔弗雷德·琼斯(Alfred F. Jones)申请了美国第一台负压呼吸机专利，其结构与达尔泽尔描述的非常相似。此后，其他一些团队都开发了相似类型的手动负压呼吸机。19世纪中后期，机械通气技术发展陷入低潮，尽管在20世纪初出现了普尔莫特(pulmotor)等呼吸机，但这些设备都只能提供间歇性治疗，且需要大量人力操作，不能够实现长期通气，故医生面对脊髓灰质炎晚期呼吸衰竭患者还是束手无策。
其五，纽约市疫病防控思想摇摆不定，错失了控制初期疫情的最佳时机。首先，纽约市政府和市民判断失误，认为民众可以平稳地度过脊髓灰质炎高发的夏季。因为自1915年始，纽约市脊髓灰质炎流行就有所好转。1916年1月至4月中下旬，纽约市脊髓灰质炎新增和死亡病例都维持在极低水平，还可以忽略不计。然而5月伊始，脊髓灰质炎在纽约市悄然传播。5月8日最初的病例出现在老戈瓦努斯运河源头附近地区。该地区居住着大量意大利裔，住宅较为破旧。与布鲁克林其他住宅区相比，其人口不算密集，卫生设施也无较大的差别。不久，该地区成为疫情暴发中心。截至5月底，布鲁克林区共有24例脊髓灰质炎病例，其中14例位于该地区附近。疫情其后也逐步扩散至曼哈顿区、皇后区和里士满郡，其中大多数患者是意大利裔儿童。据一些报刊报道，惊恐的意大利裔父母找到当地的医生和牧师，抱怨他们的孩子拿不起瓶子或者腿跛了，有时食欲不振且不安。虽然纽约市5月共有32例脊髓灰质炎病例，但只向美国公共卫生署报告了4例，即便当时报告了真实数据，也有一定的可能被认为是脊髓灰质炎的常规流行。不过，大量意大利裔儿童病例还是造成了部分民众的疑虑，他们猜测是意大利移民携带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入境。
其次，纽约市卫生局防疫意识麻痹大意。进入6月，布鲁克林区病例数量逐渐增加，市卫生局实验室研究人员在数天之内就收到了异常多脊髓灰质炎病例检测需求，市卫生局因此进行了特别调查，不过只是询问了疫情中心地区医生有关脊髓灰质炎的流行情况，并没有对疑似病例和确定诊出的病例进行入户调查。由于未能更早意识到马上就要来临的疫病大流行，纽约市错失了控制初期疫情的最佳时机。下半月疫情开始恶化，病例数量激增。但患者似乎仅限于婴幼儿，只有不到10%的病例是5岁以上的儿童。部分卫生官员怀疑学校是疫情的传播点，要求关闭学校，但市卫生局经过调查否认了这一观点。市卫生局表示，90%以上病患为学龄前儿童，即使是入学儿童，病例也不局限于固定学区和同一教室，而是广泛分布。随后，又有消息提及疫病传播与马厩苍蝇有关，市卫生局再度派人调查报告病例是否为马厩附近居民。为防止苍蝇滋生，市卫生局采取特别措施，以确保受疫情影响地区所有马厩的粪便得到妥善处理。然而，疫情未能得到一定效果控制，开始逐渐向布鲁克林南部蔓延，侵入湾脊区(Bay Ridge)以东的帕克维尔区(Parkville)。
最后，纽约市卫生局初期疫情控制行动迟缓。面对蔓延的疫情，市卫生局没有认真研判疫情统计数据。截至6月底，纽约市共有1311人死亡，12人死于脊髓灰质炎，而1915年同期有1277人死亡，13人死于脊髓灰质炎，两年相差无几。此外，除了脊髓灰质炎外，其他传染病死亡率均低于往年同期，尤其是公众更为关注的肺结核死亡率显而易见地下降。因此，纽约市较多卫生官员仍对当时日益加重的疫情持乐观态度，认为无须采取过多干预手段，6月仅上报美国公共卫生署275例病例，15例死亡，严重影响了新防控措施的出台。
由上述可知，1916年5月脊髓灰质炎的流行，暴露出纽约市乃至整个美国社会对20世纪初潜在的新传染性疾病认知不足，且应对措施匮乏。疫病流行之初，政府并未重视，仅从患病人数和往常经验判断脊髓灰质炎不会大规模流行，延误了疫病防控的最佳时机。纽约市卫生局有时也错误估计了疫情发展速度，给予了不当防控指导意见。一方面，市卫生局认为，随着重点疫区如布鲁克林区、皇后区报告病例的持续减少，纽约市已经度过了疫情的高峰，其发布的报告中呈现出乐观的情绪倾向，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导致防疫工作松懈。另一方面，市卫生局发布的公开防疫信息提出了以下防疫措施，如“夏季孩子需要新鲜空气，户外生活是避免疾病的最佳方法之一。如果您附近的学校有公共淋浴间，每天将年龄较大的孩子送到那里洗澡。这是绝对安全的，也有助于他们保持健康”。这些措施反而引起了人群流动和肌体暴露，导致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加速传播。
1916年6月下旬纽约市脊髓灰质炎广泛流行后，纽约市政府、卫生局和社会各阶层逐渐转向积极应对态度，采取多种措施抵御疫病流行。针对日趋严重的疫情，纽约市卫生局着力组建医疗团队、增设医疗机构、举办疫情专题讲座、加强疫病防治宣传。纽约市政府一方面给予卫生局人力和物力支持，另一方面综合各方力量执行隔离防控措施。
纽约市卫生局召开专家会议，组建了医疗团队。纽约市卫生专员黑文·爱默生(Haven Emerson)反对消极应对疫情，主张市卫生局应与其他政府机构、科研工作者、一线医护人员等联合展开行动，以防止疫情的进一步蔓延。6月28日，纽约市卫生局采纳了爱默生的建议，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专门讨论布鲁克林脊髓灰质炎的控制计划，决定组建一支特殊队伍，由疾病预防处(Bureau of Preventable Diseases)西蒙·布拉特斯(Simon Blatteis)负责，协助布拉特斯的医疗检查员、卫生检查员、护士和卫生警察(Sanitary Police)每天访问现有确定诊出的病例，执行严格的检疫和隔离措施。市卫生局还准备组建一个包括儿科、骨科和神经科专家的医疗团队，定期协助主治医生为儿童患者提供帮助。7月，疫情形势日趋复杂。纽约市原有医疗资源已捉襟见肘，医患供需矛盾激化引发了纽约市舆情失控，民众敦促市政府提供更多医疗资源。7月1日，又有10名检查员(主要由医生担任)和10名护士被派到不堪重负的特殊检疫队伍中，接着来进行家庭检疫。
纽约市卫生局开设特殊病房，协调解决转运隔离患者运力不足的困难。专家会议后，市卫生局在金士顿大道医院(Kingston Avenue Hospital)开设了特殊病房，脊髓灰质炎患病的人能免费得到经验比较丰富专家的照顾。面对一直增长的病例，特殊病房数量很快就捉襟见肘。市卫生局借此提出让更多患者留在家中进行护理的建议。市卫生局特别强调家庭护理清洁的重要性，脊髓灰质炎患者家中需有单独房间、厕所和专门的护理人员，不仅要保持比较高清洁度，而且要妥善处理患者的排泄物。市卫生局做出声明，会确保所有受感染家庭都能得到个人衣物和家用消毒剂。如果患者家中不能提供这些设施和人员，也不足以满足隔离和护理条件时，患者将会被转移到金士顿大道医院特殊病房。经医生确认的康复患者将转诊至市卫生局其他下属医院，或相对医疗设施宽裕的私人医院，以便腾空出特殊病房床位。6月29日，纽约市卫生局开设了新的传染病医院--皇后大桥医院(Queensboro Hospital)，以缓解拥挤不堪的金士顿大道医院的压力。尽管皇后大桥医院正常容量为80名患者，实际却容纳了112名。纽约市卫生局救护车也存在不足，难以在报告和确诊后迅速将所有需要隔离的患者运送至医院，有时甚至发生严重的延误。迅速将患者从易感人群中隔离出来是当时医疗计划的重心，因此就需要市卫生局下属救护车委员会(Ambulance Board)出借更多的救护车。救护车委员会也照此执行，除了原有的9辆救护车外，救护车委员会还从其他23家医院借来救护车，每车可使用1至24天。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医院都进行了慷慨援助，表现出了极强的公益精神。一家著名的汽车公司还捐赠了一辆经汽车特殊改装的救护车长期为转运患者服务。
纽约市卫生局也因势利导改革部门人员架构，以整合、协调医疗资源，来提升办事效率。1916年6月30日，纽约市卫生局咨询委员会召开会议，以解决疫情期间行政人员和专业工作者因医疗决策存在的分歧。经过数轮磋商，会议决定两位研究1907年纽约市脊髓灰质炎流行的纽约医学会(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神经科和儿科专家，以及其他四名儿科、骨科和神经科著名医学顾问一起在咨询委员会任职，此后卫生局达成的所有决议和推出的新政策都要提交咨询委员会表决。市卫生局希冀通过咨询委员会能够平衡医生和患者的矛盾，处理来自各方的合理诉求。
纽约市卫生局除了采取上述临时性应急措施外，还举办有关疫情防治的讲座、隔离措施的宣传活动，并积极通过市政府募集更多的抗疫物资。7月初，纽约市卫生局为布鲁克林区的执业医生举办了第一次脊髓灰质炎主题讲座。在长岛学院医院(Long Island College Hospital)波尔希默斯诊所(Polhemus Clinic)西蒙·弗莱克斯纳协助市卫生局代表，向医生们介绍了脊髓灰质炎诊断、传播和预防的相关知识。此后，脊髓灰质炎主题演讲和讲座不断举行。其中特别突出的是7月13日在纽约医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举行的大型会议，参会者挤满了爱奥尼亚大厅(Aeolian Hall)，共同研讨脊髓灰质炎各阶段的流行情况。
纽约市卫生局将社群防控的重点聚焦于疫病防治和隔离措施宣传。纽约市教育系统于6月末宣布学期结束，全市学生陆续放暑假。市卫生局向家长发布了一份特别公告，强调应警惕脊髓灰质炎疫病的传播，潜在的脊髓灰质炎患者可能与已有致病表现的患者数量一样多，两者都对儿童有致命威胁。同时，公告解释病毒有几率存在于感染者的鼻、喉咙和肠道中，使用消毒漱口水和喷鼻剂基本上没有保护作用。然而，公告对疫情防控最重要的居家活动和旅行限制并没有给出指导意见。1916年夏，纽约市出现了数年不遇的高温天气，许多父母选择带着孩子长途旅行或让孩子参加学校夏令营活动避暑。这种跨地区流动极大提升了疫情外溢的风险。
随着疫病防控压力的增加，市卫生局制作了一本8页的《关于脊髓灰质炎(防控)步骤的通告：现场工作人员须知》(Circular of Information Regarding Procedure in Poliomyelitis：Information for Field Workers)手册，为抗疫工作人员提供意见指导，其中除了要求民众遵守与传染病控制条例相同的隔离措施外，还要求工作人员一定在产生过病例的房屋或公寓上张贴警示牌，注明日期并加盖公章。同时，禁止破坏张贴过警示牌建筑的门卫警示牌。主流报刊也将公布过去24小时内报告病例的姓名和地址，以此提醒民众注意与确诊患者保持一定距离。纽约市卫生局咨询委员亦印发了十万份脊髓灰质炎防疫传单，传单由意大利语、意第绪语(Yiddish)和英语写成，向医生和民众免费发放。
纽约市卫生局还积极寻求市政府的援助。面对汹涌的疫情，市卫生局即便暂缓一些重要日常工作，并将所有工作人员投入到控制疫情工作中，凭一己之力也难以阻止疫病继续蔓延。因此，寻求更多援助成为当务之急。7月5日，市卫生局召开特别会议，呼吁市长动用《大纽约》(The Greater New York Charter)赋予的权力，提供资金来满足卫生局的特殊开支。在得到市长授权和特殊拨付资金后，纽约市政府立即扩充医务人员和医疗物资，招募了大批医务人员、供应了大量医疗物资，向公众提供了最广泛的医疗服务。疫情期间，公立医院、私立医院以及各类医疗服务总支出共达到31724667美元。纽约市政府的积极介入，为最终战胜疫情打下了坚实基础。
纽约市政府除了人力和物力支持外，也综合各方力量执行隔离防控政策，以政府的权威效力控制疫病蔓延。7月12日，纽约市市长约翰·米切尔主持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再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由西蒙·弗莱克斯纳和纽约港前卫生官员阿尔瓦·多提(Alvah H. Doty)担任该特别委员会行政官。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国家和州公共卫生代表、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这中间还包括著名的传染病学家约瑟夫·戈德伯格(Joseph Goldberger)。委员会负责监督新近报告的病例、实施隔离行动和协调医护人员队伍。7月14日，纽约市开始实行疫病流行情况日报告制度。纽约市政府也颁布传染病接触条例，要求任何人均不得与患有脊髓灰质炎的未成年人及其照顾者接触，脊髓灰质炎患者也不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暴露自己而致疾病传播。纽约市外出旅行者必须在纽约市政府和美国公共卫生署官员处获得“良好健康证书”后才可旅行。旅行重返纽约市者，若已经受感染或接触过病例的儿童都只能乘坐私人交通工具返回，以减少与健康人群的接触。卫生警察每天都执行这些隔离限制，任何违背隔离规定的行为都将被罚款甚至面临刑事指控。
纽约市政府与其他州政府通力合作，形成了早期的地区隔离形势，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防止了疫病在城市和州际之间的流行。比如，7月6日，特拉华州卫生局颁布了关于从纽约市进入该州的15岁以下儿童的监督和检疫条例；7月18日，伊利诺伊州也规定30天内到达该州的纽约市16岁以下儿童，均需要向政府报告个人详情信息。综上可见，纽约市政府基本实行了双向隔离措施，即将本地患者隔离的同时，限制外部地区的来访者。
为早日迎来疫情拐点，彻底控制疫情，美国国家与州一级卫生机构达成了一致性意见。由于美国各级的卫生体系相对独立性，达成一致意见并非易事。早在1910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就于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召开年会，虽然协会原始年会方案没有讨论脊髓灰质炎的议程，但仍有不少协会会员对脊髓灰质炎问题感兴趣。因此，年会以脊髓灰质炎为议题召开了两次非正式会议，参会代表大多来自脊髓灰质炎流行区。这两次非正式会议增进了脊髓灰质炎研究者与各州卫生官员的对话，就脊髓灰质炎作为可报告疾病和脊髓灰质炎患者排泄物消毒问题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但代表们对执行强制隔离的严苛程度存在意见分歧。大多数代表认为，要求完全居家隔离的规定并不现实。
最终，由于疫病的广泛流行，才促成联邦和州卫生机构脊髓灰质炎联合防控合作。1916年8月17日，各州卫生机构与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举行了预防脊髓灰质炎蔓延问题会议。会议围绕预防脊髓灰质炎的州际传播、疾病研究、流行病学调查、一般防控原则、社区与患者护理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18日，会议最终经过控制脊髓灰质炎最低要求的决议，对病例报告、危险告示、患者居家隔离检疫、校园隔离、预防的方法、患者活动、消毒和尸体运输埋葬等方面作出了统一要求。纽约市政府在坚决执行有关政策的同时，也承认宣布脊髓灰质炎流行结束为时过早，对脊髓灰质炎的防控不会因新增病例的下降而放松。伴随着夏季酷热的逐渐消退，脊髓灰质炎病毒活性减弱，新增病例持续下降，纽约市的疫情得以缓解。
除了政府机构推出的诸多防控和治疗举措外，社会力量也热情参加到这场与疫病的战斗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妇女群体在抗疫中保持了较为积极的态度，有效支持了政府的防疫政策。作为纽约市知名社会慈善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态度积极，竭力为政府工作提供帮助。基金会拨款5000美元资助《脊髓灰质炎：公众需知》[Infantile Paralysis ( Poliomyelitis)：Information for the Public]手册的印刷和发行，积极向公众大规模进行防疫知识宣传。基金会还提醒民众保持规律且营养的饮食，避开拥挤的人群，也不鼓励成人亲吻孩子。同时，手册支持民众立即报告身边任何可疑病例。妇女群体是家庭生活中脊髓灰质炎患儿的主要照料者，其在疫情中呼吁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力，热情参加抗疫行动。《妇女杂志》评论道：“贫穷家庭的母亲们不能总让孩子躲在防蝇纱窗后面，只要走出家门，孩子们就会受到炎热、灰尘、肮脏街道和不良清洁服务的影响。同时，她们因为缺乏对脊髓灰质炎的认识，会任由自己患病的孩子将疫病传播。在这个疫病肆虐的时期，公民合作是公民安全的前提，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妇女和男子一样有权制定和执行法律来维持社区健康。”妇女选举权党(Woman Suffrage Party)以此开展了系列防疫行动。该党与纽约市卫生委员会进行接洽，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其支持者也认为，这是协助市政府的一个“恰当”时机，她们将原本分发的选举宣传资料替换为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相关信息，联系隔离中的母亲和患儿，并监督违反卫生法规的情况。脊髓灰质炎流行较重的布鲁克林区妇女选举权党成员组建了委员会，与卫生和慈善部门携手合作，访问了疫情较为严重的区域，调研低廉公寓中有几率存在的不良卫生状况，并提供类似文书记录的服务。妇女积极参加防疫行动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时任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Nation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主席的卡丽·卡特(Carrie C. Catt)女士在给美国公共卫生署医务总监(surgeon general)鲁伯特·布鲁(Rupert Blue)的信件中表示：“我谨代表协会的数千名妇女，支持公共卫生署的各项工作以消除目前威胁我国的脊髓灰质炎流行。我们在联邦的每一个州都有组织，它们将很高兴在你们的领导下提供一切援助来阻断疫病传播。你们能借助我们这个全国性的组织来宣布你们的警示和公告，宣传脊髓灰质炎的相关知识和预防个人接触疫病的方法。纽约市妇女选举权党已经在与地方当局合作应对脊髓灰质炎流行，我们随时准备在其他所需援助的州和贵署进行同样的合作。”
1916年纽约市脊髓灰质炎大流行最终于11月中旬彻底得以控制。此次疫病流行在卫生部门、政府部门、社会群体和纽约市民的合作中形成了链条式的防疫机制，减缓了疫病扩散。一些患儿也得到了及时救治，减少了致残和致死的情况。尽管纽约市卫生局被誉为全美最先进的市政公共卫生机构，但此次疫情使纽约市精心建设的卫生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几近崩溃，政府及社会力量在防疫抗疫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和教训，疫情不仅给病患家庭带来了伤害，还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6年纽约市脊髓灰质炎大流行既有对先前疫病防控政策修正、跨地区和跨国合作、脊髓灰质炎科学研究的直接促动，也因疫情中公共决策和公众焦虑之间产生的分歧和对抗，长期撕裂着多方互信，造成对儿童和少数族群的社会歧视。
首先，疫情推动纽约市政条例的疾病防控部分多项修正案调整并得以迅速通过。传染病报告制度方面，新条例强调除了传统的医院、诊所负有病例报告的责任外，药房、学校保健室、监狱卫生室等场所也需要在患者确诊的24小时内向有关部门进行书面报告，报告内容有患者姓名、年龄、性别和住址。若患者从事奶制品加工业则需追加说明；传染病隔离方面，医生可依据相关卫生条例而享有隔离患者和进行传染病检验的权力；消毒制度方面，为避免疫情恐慌带来的过度消毒问题，法令强调除得到准许外，任何人不得使用氢氰酸、氰化物及其气体对纽约市内的建筑或其他密闭空间做消毒；在实验室管理方面，实验室未经卫生部门签发许可证或不按相关卫生条例展开实验活动，不得在纽约市内研究和诊断传染病。这些修正案的通过，不仅完善了对今后可能暴发的疫情的全方位管理，同时明确了疫情相关责任方的职权，建立了一套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保障市民健康的新体系，为纽约市传染病后续防治提供了良好基础。
其次，疫情促进了跨地区和跨国传染病防控合作，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脊髓灰质炎的广泛关注。传统传染病防控措施是将患病人群从健康人群中隔离，1916年纽约市脊髓灰质炎暴发后，很难发现感染初期的病患，加上各医疗机构隔离场所准备不足，待到辨识出确定诊出的病例，疫情早已扩散，故传统隔离方法难以满足当时的实际要。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另一种隔离方法，即将没发生疫情的地区设为隔离点，集中管理健康人群，杜绝外来人员进入，以减轻新建隔离场所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不过，这一隔离方法能够有效实施的前提是跨地区流动管控到位，这就需要纽约市与其他州紧密合作。尽管各地防疫机制有所差异，但传染病跨地区合作通过种种条例、会议备忘录的形式得以执行，20世纪初松散的地区防疫机制得以改善。邻近纽约市的州，除前文已经提到的特拉华州和伊利诺伊州外，宾夕法尼亚州官员部署了医疗检查员阻止试图越过州线逃离纽约市的民众，新泽西州帕特森市民事部门同样拒绝纽约市高危人群入境，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卫生局则禁止所有15岁以下的纽约儿童进入该市。芝加哥市卫生专员约翰·罗伯逊(John D. Robertson)实施了一项直接针对儿童的强硬公共卫生计划。该市卫生部门关闭了幼儿园，禁止儿童混杂在人群中，派遣了50名“学校卫生官”到偏远的车站拦截西行的火车，“检查了火车上所有的孩子，获取了他们的姓名、家庭住址、出发点和目的地”。芝加哥卫生部门在总结报告中写道：“学校卫生官仅在8月份就检查了16906名儿童。来自纽约市的儿童被扣押在警察局，直到与卫生检查局办公室联系，并保证该儿童并非来自受感染的场所才允许放行。”
同时，美国四周的国家根据美国疫情发展状况，相应调整了本国脊髓灰质炎防控政策。7月8日，古巴规定各港口应仔细检查7岁以下美国儿童的入境，如果检查显示体温升高或有任何异常症状应立即入院或隔离，并通知卫生部门。7月24日后，更是要求所有12岁以下入境儿童都接受检疫。8月3日，古巴提出了有关防止脊髓灰质炎输入的进一步措施，检疫局局长下令将从美国抵达哈瓦那儿童转送特里斯科尼亚(Triscornia)检疫站留观。虽疫情向北蔓延，蒙特利尔等美加边境城市被波及，加拿大开始阻止没有旅行证明的儿童越境。8月下旬，加拿大规定除非获得医疗卫生官员的证明或许可书，否则任何16岁以下的人都不得从纽约市出发或途经纽约市半径范围40英里后到达加拿大，且证明或许可书需在离开纽约市区前24小时内签发。纽约市正是在疫情中采取了合理的隔离措施，并寻求跨地区乃至跨国合作，才使疫情在数月之内得以控制。
疫情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脊髓灰质炎的广泛关注，其中以英国最具代表性。《》刊登了数篇与疫情相关的文章，介绍了当时脊髓灰质炎研究的进展，将脊髓灰质炎与肺结核的流行作比较，警示英国当局应看到纽约市疫情的困境，须尽早在伦敦建立相关脊髓灰质炎检疫和隔离制度，批判伦敦地方政府对美国经验的忽视，这非常有可能造成脊髓灰质炎在英国的流行。同时，英国地方报刊《赫尔每日邮报》《阿伯丁报》《埃克塞特和普利茅斯报》《诺丁汉邮报》《邓迪晚间电讯》《西部日报》等积极关注美国脊髓灰质炎流行，不断刊载美国抗疫情况及新增病例数和死亡人数。英国医学刊物《柳叶刀》和《英国医学杂志》也都详尽分析了纽约市脊髓灰质炎流行情况，提出新诊疗方法并呼吁加强国际合作。
再次，美国开始重视脊髓灰质炎科学研究，加快了脊髓灰质炎诊断技术、医疗器械和疫苗的研发。1916年疫情结束后，有关脊髓灰质炎的初期科学研究并不顺利，新开展研究基本建立在兰德斯坦纳和弗莱克斯纳的发现基础上。此时，脊髓灰质炎研究面临巨大挑战，脊髓灰质炎病毒无法在体外培养，猴子尽管是该病毒唯一能可靠感染的实验动物，但实验成本因此提高，许多研究机构和研究者都难以负担高昂的费用。1917年约翰·科尔默和安娜·弗里斯在《免疫学杂志》上发文，希冀能够像梅毒的沃塞曼试验一样开发一种针对脊髓灰质炎的补体固定诊断方法，他们使用了不同阶段脊髓灰质炎感染患者的脑脊液和血清样本，以确定是不是能检测到特异性抗原或易培养的抗体。遗憾的是，虽然脊髓灰质炎血清中存在一些补体固定诊断的证据，但反应甚微，无法用于实际诊断。部分研究者也观察到脊髓灰质炎和狂犬病病毒之间的相似之处，试图基于狂犬病疫苗研发的既往经验，制备脊髓灰质炎疫苗。纽约州卫生署(New York Department of Health)的艾布拉姆森(H. L. Abramson)和赫尔曼·格伯(Herman Gerber)在实验中将脊髓灰质炎病毒仿照狂犬病毒通过化学或加热灭活，的灭活被证明效果不佳后，他们转向加热灭活的方法。最终在五天内向11只猴子注射五次热处理后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产生了一定免疫力，但对人体注射应用仍持谨慎态度。因为初期研究的困顿，脊髓灰质炎继续困扰着美国社会，病例和死亡人数在20世纪20年代初大幅度上升，相较于1916年没有好转。在公众愈发热切的关注下，直到相隔近十年后，脊髓灰质炎科学研究才取得了新进展。
较早取得进展的是脊髓灰质炎医疗器械的发明。1928年，菲利普·德林克(Philip Drinker)与路易斯·肖(Louis Shaw)合作发明了一种新的负压呼吸机——“铁肺”(Iron Lung)。当年10月12日，波士顿儿童医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首次在人体上试用“铁肺”，一位因脊髓灰质炎引起严重呼吸衰竭的8岁女孩在试用“铁肺”后呼吸迅速好转，其疗效有助于新器械的推广使用。1931年，约翰·爱默生(John H. Emerson)改进了“铁肺”，使其价格变得低廉，于是，更多的人能够承担得起使用费，从而挽救了诸多重症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生命。
1933年，身患脊髓灰质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第31任总统，成为许多脊髓灰质炎幸存患者的榜样。罗斯福在早期政治生涯中就曾担任纽约州参议员并在该市生活多年，历经纽约数次脊髓灰质炎流行。他就职后积极为脊髓灰质炎研究筹措资金，支持巴兹尔·奥康纳(Basil OConnor)于1938年建立国家脊髓灰质炎基金会(National Foundation for Infantile Paralysis， NFIP)，并开展十美分硬币(March of Dimes)募捐活动。活动大获成功，仅一周之内就收到捐款26.8万美元。1938年至1955年，国家脊髓灰质炎基金会至少筹集了6.22亿美元，其中3.15亿美元用于脊髓灰质炎治疗，5500万美元投入脊髓灰质炎研究。
然而，从根源上解决脊髓灰质炎流行问题，还须依赖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成功研发，从而使广大儿童获得免疫能力。国家脊髓灰质炎基金会研究资金向此倾斜，以洛克菲勒研究所为首的医学、生物学实验室，或响应国家政策和社会呼吁，或看到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广阔市场，也纷纷注资疫苗研发。由此形成的研发合力，让大量科研人员投身于此并相互竞争。经过近半世纪的努力，20世纪50年代，阿尔伯特·萨宾(Albert B. Sabin) 和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都各自研发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
最后，疫情中公共决策和公众焦虑之间的分歧与对抗，撕裂着多方的互信，延缓了控制疫情的时间，产生了各类社会问题，为此次抗疫行动蒙上了一层阴影。对儿童无差别式的检疫和隔离政策渐趋严苛，引发了纽约市民的不满。7月5日，纽约市所有剧院、电影院、游乐场等禁止16岁以下儿童进入；许多曾被认为安全的游戏街区遭封锁，一切节日活动、、公共野餐和远足都被禁止；原有儿童染疫的隔离期也从6周延长至8周。政策甫一执行就引起了儿童及家长的恐慌，各大媒体的宣传也增加了此种恐慌。恐慌引发了大量人员流动，原有的防疫“链条”瞬间被冲断，疫情跨界流行加剧。8月，长期反复流行的疫病进一步滋长了纽约市民和政府间的对立情绪，政府某些粗暴的防疫、检疫行为最终激起了社群的反抗。8月28日，牡蛎湾(Oyster Bay)镇会议在卫生官员通报脊髓灰质炎流行情况后发生了骚乱，镇民们强烈谴责不久前两名卫生官员和四名副警长强行将一名患儿从其父亲身边带走的行为，抱怨疫情一直增长的死亡人数和长期隔离导致的收入锐减。他们建立了镇民委员会，对抗隔离政策，谴责政府卫生官员、医生和慈善家。在公众眼中，这种集中式疾病行政管理不仅意味着对许多共同生活的亲属个人自由的干涉，而且大量贫苦脊髓灰质炎患者从设施不足的家中转移到医院，牺牲了一些医生原有工作机会和收入。
脊髓灰质炎的长期流行，更让民众对政府尤其是医学界主导的脊髓灰质炎诊疗手段产生困惑和质疑。《》在宣发政府防疫手册时，带有讽刺意味地评论道：“读完这本小册子，人们能了解脊髓灰质炎的主要知识即它是科学家最困惑的疾病之一，科学家对脊髓灰质炎知之甚少。”《纽约论坛报》也指出了部分民众对脊髓灰质炎治疗的看法：“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反对接种疫苗、反对活体切除手术。他们对病理学家、细菌学家和生理学家都极为不信任。他们都以为整个医学界是在违背常识的阴谋中进行研究的，医生不断鼓励疾病的产生来获取报酬。因此，他们不会理解用专业方法来解决脊髓灰质炎流行，而仅会选用自己所认为正确的‘自然’疗法。”
此外，疫情造成了对儿童和少数族群的社会歧视，他们不仅在疫病流行时遭受不公正待遇，而且在长期的生活和发展中陷入困境。儿童方面，一些卫生官员采取了严厉检疫措施，如闯入儿童家中将其与父母隔离，在火车站、码头和州交界检查站进行不合理的身体检查，阻止一些健康儿童出行并强制遣返。儿童发现了自己被禁止娱乐和旅行，遭到放逐、隔离和辱骂，几乎成为当时美国社会“最不受欢迎的难民”。根据疫情后学者的研究表明，脊髓灰质炎大流行带来的不仅是儿童身体上的残疾，而且对他们成长后的家庭、婚姻、自我评价、性格塑造、社会交往、日常行为等都造成了长远的不良影响。一些因脊髓灰质炎伤害的儿童尽管存活了下来，但残障的肢体让他们较难接受教育，常受到其他正常儿童的歧视。同时，由于学校在疫情中常处于封闭状态，据学者分析，1916年10岁以下儿童和法定工作年龄儿童与年纪稍大的人相比受教育程度较低。即使考虑到1918年大流感的影响，仍存在受教育程度的下降。部分儿童因种种环境障碍在成长过程中选择用酒精和烟草麻痹自己，拒绝社交和宗教活动，对未来没有一定的规划，并在成为父母后仍担心疾病的遗传性。不过少数儿童突破了重重阻碍，成为日后残疾人权运动最具雄辩力与影响力的领导人，他们向社会传达着一个重要信息，即残疾是一个社会和公民权利问题，而不单单是一个医疗问题。
少数族群方面，疫病流行期间，意大利裔被认为是脊髓灰质炎病毒携带者。这种传染病污名化现象在纽约市由来已久，1840年，爱尔兰人被指控将霍乱带到纽约市。1890年，犹太人被怀疑传播结核病。故将脊髓灰质炎流行归咎于意大利裔明显是不公正的，况且意大利当年也没有产生如此严重的疾病流行。卫生官员检查了布鲁克林意大利裔社区，在认为“受感染”的建筑上贴上告示，还取消了该地区广受欢迎的卡梅尔山圣母(Our Lady of Mount Carmel)庆典。许多意大利裔在夏季高温下被迫关闭窗户，以预防儿童感染。激进的防疫政策激起了部分意大利裔的反抗，第91公立学校诊所的护士安娜·亨利(Anna Henry)向警方报告说，她收到了一封意大利裔黑手党用血写的信：“如果你再向卫生局报告我们的婴儿患病，我们会杀了你，没有人会知道你发生了什么。远离我们的街道，不上报病例，我们不会伤害你。”信的底部还画有一幅粗糙的骷髅头并注明：“(否则)我们会像杀狗一样杀了你。”此后，安娜在警察的护送中上下班。这些对立行径造成了纽约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更为种族主义者排斥意大利族裔的行动提供了借口。此外，尽管此次疫病流行乃至后续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很少有黑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报道，但黑人医学界的领导者认为，由于医学的种族主义和歧视，有太多黑人脊髓灰质炎病例被遗漏了，黑人家庭接触医生和医院的机会十分有限，即便训练有素的黑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也无法诊断出脊髓灰质炎早期模棱两可的症状。黑人整形外科医生约翰·诺切尔特(John W. Chenault)断言：“用于证明黑人疾病发病率较低的统计数据是由于黑人可用的治疗设施非常差。”后续在黑人社会活动家数十年的呼吁中，脊髓灰质炎作为一种白人疾病的观念才得以改变。
1916年纽约市脊髓灰质炎大流行是对美国20世纪初传染病防治体系的综合考验，对疫病的有力防控，既是民生诉求，也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虽然纽约市政府在疫情蔓延后出台了各类防控政策，并于当年成功扼制了疫病在更大范围内流行，但疫情中的社会乱象和大量儿童患病致残致死为美国社会蒙上了一层阴影。此后，尽管美国各地都相应调整了脊髓灰质炎防控政策，但仍没有阻止该病在美国的流行。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脊髓灰质炎更成为一种全球流行病。1950-1954年，美国每年仍有约22000人罹患脊髓灰质炎。1955年，一项全美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脊髓灰质炎的恐惧仅次于。这份恐惧直到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成功才得以消除，此后美国作为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流行的重要力量与其他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展开了多边合作。
诚然，1916年脊髓灰质炎暴发，纽约市政府没太多先前经验可以参照，只能按照既往防治其他传染病的做法开展防治，其中有许多教训可以总结。脊髓灰质炎的患病群体基本是低龄儿童，在他们最需要家庭照顾、学校教育和户外娱乐的年纪却被粗暴地检疫、隔离，这种非疫病本身带来的终身心理创伤同样需要重视。纽约市政府在疫病防控中也缺乏舆情管控，疫情发生之初没有及时制止、澄清对意大利裔的不良指责，反而推波助澜挑起了社群内部的对立和矛盾。在疫情高峰期，纽约市将确定诊出的病例姓名和住址登报的做法虽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有助于防疫，但也侵犯了个人隐私，一些患者在康复后还遭受他人歧视，被迫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同时，面对媒体在疫情高峰期对脊髓灰质炎的片面报道，纽约市政府并未设置发声平台，忽视舆情导向作用，民众缺乏对政府的信任，自然防控效果就大打折扣。此外，疫情中无差别、一刀切式的区域隔离管控给民众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纽约市政府更没提供足够的社会供应和保障，长期收入锐减又缺少生活物资，只能招致民众对防疫措施的误解和反对。疫情中的社会救助多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域，外围村镇可接受的医疗救助和物资非常有限。即便卫生当局提供了部分免费医疗服务，但因医疗资源挤兑现象渐趋严重，社会中下层家庭还是难以负担昂贵的医疗服务，也无法为获救患儿的残障肢体手术和长期恢复支付费用。患儿家庭、社会活动家、医疗人士等群体在20世纪前半叶不断发声，力图减轻脊髓灰质炎在美流行造成的不良影响。
总体而言，1916年纽约市脊髓灰质炎大流行是美国乃至世界脊髓灰质炎防治的转折点，促使脊髓灰质炎郑重进入民众的视野中。美国在防治该病过程中的得失值得深入思考，以便人们汲取传染病防治经验。20世纪脊髓灰质炎与同时流行的伤寒、霍乱、黄热病、流感等传染病有不同之处，一般传染病既不会集中在一个群体致病，也很少留下后遗症。而罹患脊髓灰质炎的大量儿童患者和治愈后可能伴有的终身肢体残疾，不仅对患儿个人造成沉重负担，更是对家庭和社会的长期考验。故脊髓灰质炎研究需在医疗社会史框架体系下，结合儿童史、妇女史、残疾史、城市史等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从而摆脱传染病研究同质化的窠臼，重新审视传染病对人类的长期影响。
本文作者韩家炳，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仲睿，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4年第2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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